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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户如何给股票加杠杆这一观点就否定了中国存在“青铜时代”

2万年前，人类改造自然的材料主要是石器，此时还没有出现“人造材料”。

2万年后，中国人率先造出第一种人工材料，这就是“陶”，来自江西仙人洞遗址。

接下来，人类先进入“铜石并用时代”，随后进入“青铜时代”。其中，按照西方历史叙事，两河流域和欧洲距今6000年时、埃及印度距今5000时进入青铜时代，中国大概是在夏朝进入青铜时代，距今大概4000余年，也就比埃及和北非以外的非洲稍微早一些。

尽管中国进入青铜时代较晚，但依然遭到西方学者质疑。光明网文章《这里是两千多年前的“高新技术产业基地”——一把铜斧“惊天下”！》，对于中国夏商周出土的很多青铜器，西方学者并不服气，反而提出中国青铜文化“外来说”，甚至断言“如果中国不产青铜，那中国的青铜器也应该是舶来品”，即夏商周的青铜器是从域外贸易而来。

显然，这一观点就否定了中国存在“青铜时代”。但问题是：最近几十年来，西方学者为何不再质疑中国青铜时代了？答案很简单，不是不想质疑、不是不想否定，而是中国青铜时代货真价实，证据链太过扎实，真实到根本无法质疑。

拥有完整的演化链

与西方的青铜时代不同，中国青铜时代的出现，拥有完整的演化链，相关证据无比扎实，全球独一无二，根本不可能被质疑，比如以下三点：

首先，冶金是制陶业的“副产品”，制陶业为青铜时代准备了充分条件。比如陶窑和冶炉、成熟的炉温技术（5000年前的屈家岭炉温已达千度）、种类丰富的陶器转变为相应青铜器等等。当然，中国青铜铸造业也为铁器时代的到来做了充分准备。

其次，中国古铜矿遗址可谓星罗棋布。上文谈到西方认为中国青铜器源于域外，其中一个原因是认为中国没有采冶遗址，但中国随后发现龙山夏商的山西西吴壁遗址、商代的江西瑞昌铜岭矿冶遗址、周代的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（其中竟有竖炉炼铜遗址，还能分离铜铁）等。

第三，青铜铸造“模范”遗址众多，龙山时期南北多地出土“石范”，商代是出土泥范、陶范，周代还出现铜范、以及发明失蜡法等。其中，最惊人的是山西侯马遗址，出土了数万件晋国陶范，里面出土的标准件陶范应是秦国模块化标准件的技术源头之一，还有齿轮模范等。

除了上述三点，还有坩埚技术（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却往往被忽视，没有坩埚，如何承载高温铜液，以及后来的铁液）、青铜合金配比和铸造工艺、国家组织能力（青铜铸造业是简陋版的“工业”，不能缺少组织能力）等，都有相应的庞大的考古和史料证据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中国考古发现不仅证明“存在”，而且其中各个环节还有着明显的、完整的演化过程，比如坩埚进化、模范进化等，由简单到复杂、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演化的过程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技术演化路线非常清晰，符合人类的认知逻辑和科学发展逻辑。

符合青铜时代标准

1973年，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，考古专家发现距今6000多年的黄铜片，这是一种铜锌合金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。

1978年，在甘肃东乡林家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，考古发现一把青铜刀，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件青铜器，为单范铸成，距今5000多年。

问题是：姜寨遗址的黄铜片，能否说明中国进入铜器时代；马家窑遗址中的青铜刀，能否说明中国进入青铜时代？

对此，历史学家韩建业指出：“青铜时代核心特征是青铜器在人类生活中占据显著地位。确切地说，只有当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时，才能被认定为青铜时代。这种持续的、广泛的使用，而非偶然的制造和使用，是界定青铜时代的关键。”这个标准是对的，理应如此，当然这也是西方对中国青铜时代的判断标准，中国铁器时代的确定也是如此。

由于紧随姜寨和马家窑之后，并未出土相关金属制品，因此中外专家学者给出的答案为“否”。甚至，山西陶寺遗址也出土了一些青铜器，故而部分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晚期或龙山时代已进入青铜时代，年代约当公元前3000年或稍晚。但因为是“零星”出现，因此中外“主流”学者不认为当时已经进入青铜时代。

但到夏商周时期，中国青铜器在社会上开始占据重要位置。其他不谈，如今中国馆藏青铜器高达140余万件，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如果加上私人和海外收藏，那么中国夏商周青铜器数量将更为庞大。因此，夏商周毋庸置疑的进入了青铜时代。

综上，尽管如今还有些杂音，或者认为中国以西的青铜文化影响了中国，但总体上中国夏商周进入青铜时代是无法被质疑的结论。

问题在于：所谓“寇可往、吾亦可往”，历史文化上的交锋有时也是战争，不能总任由西方质疑中国历史，而我们不能只防守只挨打、不还手吧，那么“以彼之道还施彼身”又将如何呢？其实，这是一个在某些人看来是“民科的”、“多看一眼就算我输”等的问题。

如果以衡量中国青铜时代的标准来看，中国以西的青铜时代又将如何呢？不妨看一看中国以西的青铜时代情况！

其一、西方正式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太少太小，有人戏言总量不到70斤，虽有夸张、但多也多不了多少。

其二、缺乏相应的采矿、坩埚残片、熔炉、炉渣等采冶考古遗迹，不能对中国有这些要求，对西方就不要求这些证据了吧。

其三、两河流域没有铜矿和锡矿资源，如何率先进入锡青铜时代？西方学者说西亚锡矿或来自阿富汗、英国、西班牙等地，证据呢？

因此，与中国青铜时代一对比，就能看到其中充满了“双标”，比如就那么一点青铜器，如何说“持续的、广泛的使用，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”？又比如缺乏相应的采冶遗址，那么他们的青铜为何不是源自中国？

总之，中国夏商周进入青铜时代的结论，可谓无比扎实，西方学者想反驳都反驳不了。但在另一方面，中国青铜时代经受了严苛的检验，其实也不是坏事，因为严已律人也得严以律己，如今是不是要用这一套标准检验一下西方叙事下的西方青铜时代？所谓“寇可往、吾亦可往”，做人不能丢了气势，那些用“激昂文字”批评西方伪史论的学者们，现在该大显身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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